重典治霾元年不容樂觀 哪副“藥方”解呼吸之痛

　　【中國環保在線 廢氣處理】霧霾，年年擔心，年年來。難道就沒有辦法至于大氣污染的“霧霾病”？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開出了不少“藥方”，但卻緣何收效甚微？重典治霾元年，哪副藥方才能夠真正接觸霧霾帶來的呼吸之痛？

　　隨著全國大部分地區逐漸秋季，霧霾再次成為媒體視野中的高頻詞匯。
　　
　　如何根治霧霾成為這幾年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開出的“藥方”也不計其數。然而，多位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不在財稅體制、環保機制、考核問責機制等“根子”問題上進行改變，難以從根本上治理造成霧霾的污染源，根治霧霾也將淪為空談。

　　完善考核“指揮棒”。考核是“指揮棒”，首先應完善中央對地方的科學發展考核體系。
　　
　　大幅降低“三高”企業的地方稅收分成。從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盲目的“增稅沖動”另外，增加高新技術企業、第三產業和金融服務業在地方的稅收分成比例，激勵地方政府大力發展這些產業，自發進行轉型升級。
　　
　　建立健全“大環保”機制。僅靠環保局“就環保抓環保”已經難以有效治污，必須建立健全“大環保”機制。
　　
　　對地方引進的污染項目實行終身問責制。以防止地方干部“政績留本任，污染給下任”的現象頻頻發生。
　　
　　今年堪稱我國“重典治霾”的元年，環保部與全國31個省區市分別簽訂了目標責任書，各地也為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制定了本地實施方案，并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
　　
　　人們早已認識到，由于大氣的流動性特點，建立區域聯防聯控協調機制是霧霾防控的必由之路，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卻建立法制化背景下的長效經濟手段是其中的關鍵，與強制關停、準入審批等依靠個案裁量的方式相比，以資源稅、燃油稅為代表的環境稅有更強普適性和公允性。具體到霧霾治理，相關稅收應從煤電等源頭開始，從價計征；在力度上要確保多數企業的適應性、淘汰少數落后企業；同時還要通過配套措施，提高低收入群體對相關終端產品的價格承受力。
　　
　　目前長三角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在霧霾治理過程中，面臨著污染機理底數不清、監測數據來源多頭導致難以挖掘數據規律、科研各自為政導致人才利用率低下等問題，污染預報預警模型難以建立，大量監測數據難以成為對策依據。
　　
　　距離2014年結束還有三個多月，面對嚴峻的大氣污染形勢，江蘇拿出了更為嚴格的“治霾方案”，總體來看，是延續了青奧時期的管控措施。對其他地方的治霾工作有著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