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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艾格
自2018年以來，“起了大早”的垃圾焚燒發電終于趕上了“晚集”。但逐漸浮出水面的退補信號，卻給了正處于項目投產大年的行業一記重拳。
“電價補貼政策不能持續，垃圾焚燒發電將呈現斷崖式的下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徐海云就曾這樣預測退補后的行業圖景。
過去一年，600個項目密集上馬
以垃圾焚燒發電為代表的環保產業具有見效快、風險低等優勢，成為眾多地方產業發展的首選目標。作為我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設“黃金期”，2019年全國有600個大中小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擬在建，初步估算單個項目投資約2億—20億。到2019年底，投入運行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將達到45萬噸/日，按照處理能力估算，焚燒比例已經超過70%。
國務院發布的《“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中提到，至2020年底，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率將達到50%以上。業界據此測算，到2020年我國垃圾焚燒產能將達到59萬噸/日。這也意味著，這些項目將在今明兩年迎來集中落地。未來隨著東部地區一、二線城市的垃圾焚燒市場趨于飽和，垃圾發電廠的建設步伐將邁向三四線城市。
綜合考慮工程、設備以及運營市場，十三五期間垃圾焚燒總市場規模達到2438億元。由此推動著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成為當前眾多的環保企業爭相布局的產業利潤增長點。在垃圾發電補貼和處理費補貼的刺激下，許多企業開始投資垃圾焚燒廠，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早已走向資本化運營道路。
要花多少錢？
即便如此，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在資金方面“騎虎難下”。其中，補貼退坡的預期引起行業擔憂。在此前財政部的回復中就曾表示，“介于垃圾發電項目效率低、生態環境效益欠佳等情況，“將逐步減少新增項目納入補貼范圍的比例。”面對有可能發生的補貼“剎車”，不少企業開始擔憂行業前景。
按照國家發改委2012年發布的《關于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發電部分執行全國統一標桿電價0.65元每千瓦時，垃圾焚燒發電上網電價高出當地脫硫燃煤機組標桿上網電價的部分實行兩級分攤。超出部分由省級電網負擔0.1元，其余部分(0.15-0.3元)由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基金負擔，也就是我們說的國補。
引入補貼政策后，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收入構成主要由垃圾處理費、上網電價與補貼部分構成。垃圾處理費取決于垃圾量和處理費單價兩大支柱來源。其中入廠垃圾量主要受到城市城鎮化水平、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規劃等因素影響，而處理費的單價主要是通過成本測算，按照“覆蓋成本，合理盈利”原則，由項目運營方與項目所在地政府談判而來。垃圾處理費補貼，是指每處理一噸垃圾，政府就給予一定金額的補貼。目前，我國各地垃圾處理費從80元到150元不等。
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約30%的收入源于國家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的發電補貼。需要明確的是，受到熱議的補貼退坡指的是這0.15—0.3元部分的國補，而不是0.65元整體。而在建造階段無收入，那么公司的營業收入基本都是依靠后續的項目運營帶來的，而垃圾焚燒發電的運營收入就是前面提到的補貼。
走出溫室后，陣痛何解
實際上，垃圾焚燒發電屬重資本、微盈利、帶有公益性質的項目。獨特的公益價值，決定了項目收益水平有明顯天花板。目前我國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多采用BOT模式運營，企業投資參與前期建設，投運后收回成本的方式之一就是補貼。一旦補貼取消，垃圾焚燒發電廠1/3收入來源將斷掉。不論新老項目，由于各地垃圾焚燒發電環保要求的提高，老項目面臨升級改造，新項目整體投資增加，生產綜合成本上升，整體收益下降。
光大證券的研報顯示，垃圾焚燒產能缺口依舊較大，中期并不具備補貼退坡或取消的條件。即便在當前補貼沒有退坡的情況下，一旦補貼發放不及時，企業運轉都會陷入困境。“因為企業在決定投資項目時，投資回報測算均包含電價補貼。”行業人士預測，一旦去補貼，會對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影響尤甚。而為提升環境效益的投入卻越來越大，不增加補貼企業已經艱難，再減少電價補貼難以想象。
大量垃圾焚燒處理項目還處于準備期和建設期，補貼政策取消將顯著影響環保公司的融資、項目建設能力。同時，目前行業市場化程度并不高，取消補貼對中小城市影響較大。另據統計，2016-2019年，中央財政共撥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超過3000億元。另據統計，截至201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已超過1200億元。
更多的業界觀點更傾向于“補貼退出與否，不僅是看垃圾發電產業自身發展，而要結合垃圾處置的整體現狀。”盡管沒有直接退補，但介于地方財政的支付能力，補貼支付周期可能被延長，期間同樣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也許，只有不斷提升管理水平，才能克服政策邊際、環境邊際、成本邊際與收益邊際帶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