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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源于新華社
在網絡討論和媒體報道中,“鄰避效應”一詞來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指的是人們擔心某些項目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帶來負面影響,希望該項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而“迎臂效應”則正好相反，指的是人們不排斥甚至歡迎相關項目的落地，認為其能給社區發展帶來好處。
據不完全統計，僅2016年一季度全國各地就有50多個垃圾焚燒項目擬投建和在建，但許多項目信息甫一公開，便遭到群眾的集體抵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單光鼐領銜的研究團隊統計顯示，2016年上半年，規模較大的環保類群體性事件至少有52起，其中千人以上規模的就有12起。事件訴因中，涉垃圾類的有19起，涉工業污染的19起，涉變電站的6起，涉污水處理的1起。
不難發現，近年來引發“鄰避效應”的環保類群體性事件呈現高發態勢。四川、湖南、湖北、江蘇等地，都曾先后出現市民因爭議性項目而提出抗議的事件。而類似的項目，如果在建設過程中妥善征集民眾意見，建立合理的風險補償機制，很可能會“變廢為寶”，讓當地居民共享項目建設帶來的政策紅利，“迎臂”歡迎相關項目的落地。
多地遭遇“一鬧就停”
6月27日，湖南寧鄉縣部分群眾在縣政府前聚集，反對建設垃圾焚燒項目。6月25日，湖北省仙桃市居民認為當地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環評未充分征求民意，走上街頭抗議。4月12日，浙江海鹽縣政府發布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公示，20日選址周邊部分群眾在縣政府集聚、封堵道路抗議該項目。實際上近年來針對垃圾焚燒的“鄰避效應”就一直未斷。
矛盾之所以在近期集中爆發，在于近十年來中國快速發展帶來垃圾量的增長，已讓各地垃圾填埋場紛紛告急。據住建部數據，2013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年清運量達到17238.58萬噸。全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圍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北京、上海、廣州等人口超千萬的大城市“垃圾圍城”的境況更為嚴重。
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介紹，垃圾焚燒廠需要的用地面積是垃圾衛生填埋場的1/20-1/15，垃圾通過焚燒可減容90%，且每噸垃圾產生的污染僅為填埋的1/50左右，“盡管垃圾焚燒技術還需進一步改進，卻是目前實現垃圾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處理的有效方式。”
除了垃圾焚燒外，污水處理廠、危險廢物處置廠、垃圾中轉站等環保基礎設施近年來在建設過程中，幾乎都遭到民眾不同程度的反對。今年4月，重慶市渝北區因在長安錦繡城小區附近修建大型生活垃圾轉運站，遭居民抗議終暫停了正在動工建設的該項目。2014年，沈陽金家灣污水處理廠因周邊市民的強烈反對被環保部門“叫停”。長沙危險廢物處置中心作為中央專項資金投資的大型公益環保項目2006年立項，但由于受到周邊村民的抗議，項目延期達8年之久。
如何實現“正和博弈”
而事實上，建設環保項目，產生效益為社會所共享，但環保設施同樣可能產生污染，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的負效應，卻由附近群眾來承擔，很容易激發相關群體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對此，相關部門應正視公眾關切，解決矛盾糾紛，推動項目順利實施，變共輸的“零和博弈”為多贏的“正和博弈”。
加強信息公開。俗話說，所有的恐懼來源于未知。但凡“一鬧就停”的環保項目，普遍缺乏透明公開的項目信息，對于“為什么要建，存在哪些風險，有何防范機制”語焉不詳。這種信息的真空，很容易放大周邊居民的心理恐慌，產生本能的抵觸和排斥。即使有關部門事后解釋溝通，也難以讓公眾信服。在這方面，必須將信息公開的工作做到前面，事無巨細，開誠布公，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環保項目。
邀請公眾參與。美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曾遭遇“鄰避時代”，大批垃圾填埋場、化工廠設場失敗。后來，美國學者通過分析成功設場案例發現，促使社區同意接受設場的重要的兩個因素是，公眾的廣泛參與和社區居民對設施的充分信任。環保項目建設，事關公眾切身權益，公眾不能僅僅是“被告知”，更要被邀請參與到項目的決策、規劃、選址和建設中來。正如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所言，“如果一項政策得不到民眾的支持，而只是政府部門自說自話，再好的項目也無法產生好效果。”
給予合理補償。補償不是金錢贖買，而是體現對周邊群眾讓渡權利的救濟。只有用合理補償肯定群眾為公共利益做出的犧牲，幫助群眾消除“受害者心態”，環保項目才能贏得廣泛的理解和認同。中國臺灣的垃圾焚化廠在早年興建時，也遭到周邊居民反對。當局推出了敦親睦鄰政策，建立回饋機制，在垃圾焚化廠廠區或周邊建設網球場、溫水游泳池、健身房和圖書室等設施，免費供周邊居民使用，人們就不像以往那樣抗拒了，項目得以發展。
走出“鄰避時代”
誠然，也有觀點認為，“一鬧就停”起碼比“鬧也不停”更可取。走出“鄰避時代”，需要更為開放的參與，更為透明的信息公開和更為誘人的回饋補償。這些工作都做了，還是無法轉“停”為“行”，那也是公共治理的必要代價。
若是回到現實的對立情緒中，我們仍不得不承認，“一鬧就停”起碼比“鬧也不停”更可取。環保項目、化工項目為何會帶來以“鬧”為特征的群體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當地政府或項目方在前期對于尊重民意和汲取民意上有所欠缺。能夠先“停”下來，靜心聽聽民意，并在良性互動中努力尋求理解與妥協，這就是實實在在的進步。
當然，這種溝通注定艱難，地方政府的讓步也未必就能換來民眾的理解。“我認為垃圾焚燒廠應該建，但請不要建在我家后院”，這是基于大限度保護自身權利的自然選擇。它并不高尚，甚至也談不上理性，更不值得認同，但這樣的選擇也談不上惡劣。走出“鄰避時代”，既需要公民在運動中自我學習，在“雙輸”過后自我反省，但更需要政府部門主動轉變觀念和姿態，把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做得更早、更實、更有效。“一鬧就停”也是一種互動，但這是一種代價高昂的互動。
降低成本的方法首先在于，圍繞項目本身的互動要提前、再提前。公眾對鄰避項目或設施的反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項目風險不確定性的擔憂。減緩這種擔憂的途徑，無非是更為開放的參與，更為透明的信息公開和更為誘人的回饋補償。這些工作都做了，還是無法轉“停”為“行”，那也是公共治理的必要代價。這種代價又將為雙方在下次的互動中能夠保有更多理性提供寶貴的經驗。
（參考資料：新華網、經濟參考報、中國環境報、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