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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制對中國制造業綠色增長率的影響——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和系統GMM模型的分析
原文題目: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growth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based on the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and the system GMM model
原文作者：Yaru Cao，Jun Liu，Yu Yu，Guo Wei
文章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發布時間：2020年
關 鍵 詞：環境規制、綠色增長率、M-L指數、系統GMM模型、行業異質性
一、研究背景與創新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制造業部門產生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與此同時，伴隨而來的能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等的加劇也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嚴重威脅。綠色增長主要指基于可再生能源和資源循環使用的集約增長過程，已成為制造業未來行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Mathews和Reinert，2014)，而制造業從屬于能源密集型行業的性質，導致自身地綠色增長潛力受到了極大限制。因此，通過環境規制政策促進綠色增長對于制造業的綠色轉型至關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出臺了一些列的環境規制措施，生態文明建設穩步推進。基于這種背景，本文探討了環境規制政策對于制造業綠色增長率的作用機制和影響后果。
本文主要貢獻如下：(1)基于“節能減排約束”和“綠色技術創新激勵”的雙重作用，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分析了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綠色增長的影響機制。(2)采用ML指數方法對制造業的綠色增長率進行測算，并將技術創新作為一個輸入因子納入計算過程，以此證明了環境規制主要通過技術進步促進制造業的綠色增長。(3)文章根據能源和污染排放強度對制造業進行了分類，并基于行業異質性的角度，分析了環境規制對不同能源強度和污染水平的制造業行業的差異性影響。
二、理論分析
環境規制主要通過節能減排(Cheng 等，2017)和綠色創新激勵(Jin 等，2019)等機制對企業的綠色轉型產生影響。短期內，環境規制政策迫使企業增加環境治理投資，這可能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成本壓力，不利于企業的綠色增長。但長期來看，環境規制會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Bai等，2019年)，研發綠色工藝和產品。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人們的環保意識愈發明顯，綠色產品和服務會構成企業的長期競爭力。(Li等，2019b)。即長期來看，環境規制有助于企業進行綠色增長。基于此，作者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
假設1：環境規制和制造業綠色增長之間存在“U”型關系。在短期內，環境規制會抑制綠色增長。然而在長期，環境規制可以通過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綠色增長。
我國制造業門類范圍廣泛，不同行業在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對于高耗能產業，這些部門生產的原材料往往構成產業鏈的基礎。因此，環境規制可能會在短期內抑制綠色增長。然而，從長遠來看，合理的環境規制可以通過增加綠色技術運用以及淘汰落后產能等途徑實現綠色增長。另外，考慮到環境規制的主要作用對象是高能耗行業，因此，對于低能耗的輕工業行業，環境規制的作用可能并不明顯。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第二個假設：
假設2：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綠色增長的影響具有異質性。環境規制對高耗能行業具有顯著的“U”型影響，而對低耗能行業的作用可能并不顯著。
制造業的不同門類具有不同的污染強度。對于重污染行業，短期內，環境規制可能會抑制其綠色增長，但長期而言，合理的環境法規可以促進這些行業的“減排”。環境規制可以通過完善行業清潔生產評價體系以及綠色工藝轉型等途徑促進高污染行業現綠色增長。另外，考慮到環境規制的主要作用對象是高污染行業，因此，對于低污染行業，環境規制的作用可能并不明顯。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第三個假設：
假設3：環境規制對制造業不同行業綠色增長的影響具有異質性。環境規制與高污染行業的綠色增長率之間存在“U”型關系。但這種關系在低污染行業中并不顯著存在。
三、研究設計
考慮到變量的測量以及數據的完整性，本文選取了我國2008-2015年制造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數據分別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
本文的主要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是制造業部門，t是年份，gtfp是制造業的綠色增長率，er表示環境規制強度。參考Li和Wu(2017)、Zhang等(2018)的研究。本文選取外商直接投資(fdi)、人均資本存量(pck)、產業集聚(agg)和能源結構(ens)作為控制變量。另外，為了消除解釋變量的異方差性，對環境規制變量(er)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綠色增長率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模型并運用MATLAB進行測算。同時為消除內生性問題帶來的估計偏差，文中采用了系統GMM方法進行模型估計。該方法可用于控制模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和異方差問題(Jin等，2019年)。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
圖 1
圖1展示了制造業的總體ML指數分布趨勢。根據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技術進步是推動增長的主要因素。具體行業中，煙草制造業(M4)的指數值最高，其次是“環境友好型”行業，如藥品制造業(M10)和測量儀器業(M21)。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這些部門的特點是投入低且非期望產出少。在指數值最低的三個行業部門中，主要是污染物排放較嚴重的行業。例如，排放大量工業廢水的紡織品制造行業(M5)、產生高廢氣排放的石油加工、焦化和核燃料加工行業(M8)以及產生大量工業固體廢物的非金屬礦物行業(M12)。
圖 2
圖2的散點圖直觀地反映了環境規制強度與制造業綠色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其中，圖中橫軸表示2008年至2015年間的環境規制強度，縱軸表示了制造業的綠色增長率(gtfp)。由散點圖的分布可以看出，兩者大致存在“U”形關系。
2. 回歸結果分析
表1：回歸結果
表1中的(1)-(4)，作者分別采用了固定效應、雙向固定效應、隨機效應和FGLS進行估計，模型(5)-(7)顯示了基于系統GMM方法的估計結果。經過模型設定的一系列檢驗，作者以系統GMM的估計結果討論了實證檢驗的結果。從模型(5)來看，lner系數為負，而二次項為正，并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證明了環境規制與制造業綠色增長之間存在的“U”型關系。根據估計系數，當環境規制強度為4.6時，曲線達到最小值。另外，根據模型(6)和模型(7)的回歸結果來看，環境規制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呈“U”形關系，而對于技術效率指數，則呈倒“U”形關系。
3.進一步分析
作者在文中繼續討論了環境規制對不同能耗行業的影響。結果顯示，環境規制對高耗能產業具有顯著的“U”型影響。結果與假設2保持了一致。并且曲線的最低值對應的環境規制強度是4.1。而七個高耗能行業對應的環境監管強度中，有六個行業的相應數量超過4.1。表明環境規制對這些行業的綠色增長貢獻更大。另外，環境規制對中低能耗產業的影響并不顯著，同樣與假設保持一致。
最后，文章進一步討論了環境規制對不同污染排放強度的行業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環境規制對中高污染行業具有顯著的“U”型曲線效應。并且根據數值計算，當曲線達到最小值時，對于高污染和中等污染行業，對應的環境規制數值分別為3.92和4.54。而七個高污染行業中，多數行業的環境規制數值均超過3.92，表明環境規制對高污染行業的綠色增長具有正向影響。相比之下，七個中污染行業的環境監管強度未超過4.54，表明環境規制對這些行業綠色增長的影響仍然是負面的。可能原因是中污染行業還不是環境政策所重點監管的對象。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采用M-L指數模型測算了我國制造業部門的綠色增長率，并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實證分析了環境規制對綠色增長率的影響。研究發現：(1)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綠色增長率的影響呈現出“U”型關系。通過對于曲線的數值計算，作者進一步發現，整體而言，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的促進作用尚未顯現。(2)通過將綠色增長效率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指數后，文章進一步發現環境規制政策分別與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指數呈倒“U”型和“U”型關系。(3)異質性研究表明，“U”型關系曲線只顯著存在于高能耗產業和高、中污染行業中。并且數值計算顯示，針對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環境監管力度已超過閾值(“U”形曲線的最低點)，即環境規制政策有力促進了這些行業的綠色轉型。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作者認為：(1)政府應繼續提高在促進制造業綠色發展方面的指導作用。依法實施環境監管政策，加大環境治理資金投入和補貼力度，制定技術創新補償機制，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綠色增長。(2)強化制造業企業在節能減排中的主導地位。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積極配合政府的環境保護政策。激勵企業提高技術創新水平。通過促進清潔生產過程和資源回收效率，以實現更高的污染排放達標率。(3)對于不同的制造業部門，政府應制定不同的環境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對于高能耗和高污染行業，政府應制定嚴格的獎懲措施，督促企業提高環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而對于低能耗、低污染行業，政府則可以實施相對寬松的環境監管政策。
文獻分析：
王文翰 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
指導老師：
王 遙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文獻分析 | 環境規制對中國制造業綠色增長率的影響——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和系統GMM模型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