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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保在線 一周看點】備受矚目的環境保護稅將于2018年1月1日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正式實施，將強化企業治污減排的責任，促進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望成為環境治理的一大利器。那么，環境保護稅究竟將如何助力于生態環境保護，破解污染圍城困境呢？
理清產業發展經濟關系 環境稅如何破解圍城之困
污染圍城、生態環境退化是當前環境保護工作的大挑戰，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主要瓶頸，如何遏制各種污染排放的增長勢頭，如何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是當前各項環保體制改革和政策工具的重中之重。在此，作為環境經濟規制為基礎的政策手段，根據全國人大在2016年12月通過的《環境保護稅法》，環境保護稅將于2018年1月1日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正式實施。值得探討的是，環境保護稅究竟將如何助力于生態環境保護，破解污染圍城困境呢？
一、污染圍城的真正成因是經濟關系的扭曲
表面上看，各種污染物的排放與生產及消費有著直接的關聯，體現為污染密集型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造成了生態環境困境，但實際上，在生產與消費背后，污染的排放受到了各種經濟關系的制約和影響，體現為，在扭曲的經濟關系下，污染的排放無法遵循資源優配置的原則，其結果是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出現雙重失衡。就此而言，解決污染圍城困境的核心在于理順幾種主要的經濟關系，其中包括地區間經濟關系，央地間經濟關系和產業間經濟關系，政府與市場的經濟關系。
以地區間經濟關系為例，反映人口、資源、產業和經濟在空間上分布的地區間經濟關系，存在某些產業在某些地區分布過于集中的弊病，受地區間經濟相互競爭的驅使，相應地區不得不走上犧牲生態環境來換取經濟增長的惡性循環，并徘徊在價值鏈的低端生產環節。這不僅加劇了地區間經濟關系的失衡，同時也對生態環境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譬如，以焦煤為例，每平方公里產量低的為廣東地區的121噸，而高則是山西省，達到了7836噸。
其次，就央地間經濟關系而言，主要體現為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財力和事權等方面的關系。相關研究顯示，央地間失衡的經濟關系是造成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之一，具體表現在，按照現行的央地經濟關系，地方政府負責環保事權，但財力卻無法得到保障，其中存在巨大的支出缺口，同時，在地方政府謀求擴大財力的刺激下，一定程度上放任發展污染密集型的產業以獲得財力。
此外，就產業間經濟關系而言，體現為處于價值鏈不同環節上各種產業之間的依存和競爭關系。在缺乏產業鏈全生命周期污染排放核算的情況下，產業間和產業內的低成本競爭和依存倒逼企業過度利用環境資源，從而造成產業間失衡的經濟關系。
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的還有政府與市場間的經濟關系。一般而言，政府與市場基于對不同部門的功能劃分而確定相互之間的邊界，形成互補的經濟關系，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而市場提供私人產品，生態環境保護顯然是主要從屬于政府供給的范圍，市場也可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發揮保護環境的作用。但事實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模糊，就生態環境而言，其結果是政府和市場都沒有發揮各自的應有作用，致使污染圍城。
二、環境保護稅有助于矯正扭曲的經濟關系
從以上分析可見，污染圍城的根本成因在于經濟關系的扭曲，因而要治理生態環境問題，還得從根源出發，消除經濟關系中的扭曲之處。
其一，環境保護稅在本質上是矯正稅；
根據環境保護稅的始創者，福利經濟學家庇古在100年前的闡述，受外部性的作用，市場存在失靈，損害社會福利的優化，有必要加以矯正，因此，他提出了的“庇古稅”，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環境保護稅(或者“環境稅”、“污染稅”等)。后來的學者在此基礎上，將環境保護稅與其他一般稅種區別開來，稱之為”矯正稅“，其意在于通過稅負的形式來矯正市場失靈和資源配置上的扭曲。
除此之外，環境稅作為一種矯正稅，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矯正政府失靈。根據經濟學理論，在市場經濟中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政府，在信息不對稱、利益沖突、不確定性等條件下，其實也存在失靈的可能，無法有效地提供社會所需的公共產品。以環境保護為例，政府往往傾向于通過法律、行政命令等方式來實行環境規制，但事實上，命令-控制型的環境規制手段在保護環境上存在先天不足，并非污染控制的佳選擇。因此，有必要通過將環境保護與市場本身相結合的方式來改善環境質量，比如環境稅等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就能較好地發揮這樣的效果，從而矯正政府行為本身的失靈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