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上海垃圾“以鄰為壑”事件前因后果

　　【中國環保在線 一周看點】在近些年發生的垃圾異地傾倒事件中，上海所占比重不可謂不大。此次傾倒蘇州太湖一案，更是掀起巨大風波。上海向外傾倒垃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此次青島案件如何懲罰？國內不少地區垃圾“以鄰為壑”的病癥又當如何根除呢？　　本月初，媒體報道了來自上海的2萬噸垃圾被偷運、傾倒在蘇州太湖一事。這兩天，又有江蘇南通海門市的群眾反映，在當地江心沙農場，發現了數千噸生活垃圾。據轉運垃圾的船主稱，這些垃圾，又是來自上海。
　　
　　在更早之前，媒體還披露了“另一波”——去年5月，無錫惠山區洛社鎮發現上千噸“上海垃圾”污染當地環境。
　　
　　上海的垃圾為何“熱衷”以鄰為壑？
　　
　　在上海市建設協會副秘書長胥和生看來，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外，其他省份的垃圾處理其實都可以內部協調掉。而直轄市和其他省份比起來面積小，很多時候沒有辦法完全處理市域范圍內產生的垃圾。
　　
　　“上海的地域面積小，工程量大，所以建筑垃圾產生量也大。”胥和生認為，目前上海本地在處理建筑垃圾方面已接近飽和，生活垃圾也是如此。“上海這樣的地方，既要解決居住問題，又要解決商業問題，還必須守住國家規定的耕地面積。哪里還有閑著的土地。”
　　
　　上海很多區的垃圾處理壓力很大，惠賓碼頭所在的嘉定區就是一個例子。嘉定區將垃圾填埋場建在邊界，東南風下風口一河之隔就是江蘇太倉市，河對岸住著20個小區上萬居民，業主們睡覺關了窗戶也沒用，臭味經常鉆窗而入。
　　
　　嘉定垃圾填埋場每天承擔該區近1000噸生活垃圾填埋量，目前一期工程屬于超期使用。去年2月，二期擴建工程經嘉定區發改委批復開工建設，卻遭到太倉老百姓強烈反對。而日處理生活垃圾1500噸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還在建設中。
　　
　　去年10月10日，嘉定區政府公告稱，經嘉定區相關部門研究，考慮綜合因素，區政府取消嘉定區殘渣垃圾填埋場擴建二期工程項目，確保12月底停止一期填埋場的使用，2016年年初對現場進行生態改造。
　　
　　垃圾轉運成為破局之路。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嘉定區一位參與處理的官員介紹，暫時的辦法只能通過碼頭，用船把垃圾運出去。“上海現在的確處在一個垃圾處理困局上。”胥和生認為，目前上海的建筑垃圾處理有4個問題需要面對：分不清、運不出、埋不掉、用不好。
　　
　　對于異地傾倒垃圾現象該如何懲處？
　　
　　對于偷倒垃圾的懲罰力度，根據我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法律明確規定的危險廢物和污染物，未經批準擅自轉移危險廢物的，高可處以20萬元罰款。對偷倒生活垃圾的行為，《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都規定處罰上限為10萬元。
　　
　　我國刑法修正案（八）通過后，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檢察院取消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了“污染環境罪”，并就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出臺了專門司法解釋，目的是發揮刑罰功能，為當下嚴峻的環境污染提供治理利刃。
　　
　　就上海垃圾偷倒蘇州太湖一案，7月6日通報稱，犯罪嫌疑人孫某、曹某、王某等12人因涉嫌污染環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仲某、徐某等6人被依法取保候審。目前該案還在進一步偵查之中。
　　
　　本起案件偷倒垃圾事件數量之多、性質之惡、影響之壞，足以構成刑事立案的理由。但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污染環境罪，偷倒垃圾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的定罪標準，還需在嚴格的證據認定和正當的司法程序基礎上作出判斷。同時，即便定罪在本案中實現了個案治理目的，也不意味著刑事治理就能完全杜絕此類事件發生。
　　
　　反思：如果徹底根治以鄰為壑的病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實這說明，哪怕媒體報道了、公安機關介入了，仍有垃圾船視而不見、鋌而走險。止于個案思索，我們會發現利益是大驅動力，從源頭、運輸、傾倒到填埋，許多人一邊拿著“垃圾錢”，一邊卻侵蝕著環境紅利。
　　
　　要想有效遏制跨省偷倒垃圾現象，一方面必須不斷強化相關法律的執行力度，通過嚴厲追究“黑色利益鏈”上各利益方的法律責任，大幅提升跨偷省倒垃圾的違法成本，使之“不敢、不能”以此牟利；另一方面，對于作為垃圾運出地的城市，也要通過加大垃圾處理場地、設施的建設以及“垃圾分類”等措施的推進，不斷降低垃圾處理成本、減少垃圾數量，使之不必通過“跨省”的方式來解決本地垃圾問題。
　　
　　從違法成本看，對偷倒生活垃圾的行為，我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都規定處罰上限為5萬元。這種標準既不符合新環保法“史上嚴”的立法導向，也對那些違法牟利的單位束手無策，急需根據新環保法的精神進行修改，例如提高處罰幅度、實行按日計罰不封頂等，以提高違法成本減少違法的利誘動機。從執法監管看，諸多立法也都明確了環保執法部門的監管職責。
　　
　　而公眾關注本案的焦點是：上海的生活垃圾為何能夠被偷倒太湖？其中有沒有執法監管部門失職瀆職？形成這種利益鏈的過程中，執法部門又在哪兒呢？因此，在對直接責任人進行刑事偵查的同時，也需關注執法監管自身是否到位，因為只有嚴格的執法監管，才是從普遍性上糾治此類事件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