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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艾格
勾勒智慧治水新圖景 走出“水困”危局尚可期
水安全關系國家長治久安。古人云，善治國者，必重水利。然今日之“治”已不同古時。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今天，打贏水安全保衛戰，必須重新審視人水關系，從治水、用水到惜水、親水，實現人水共生。
部長眼中嚴峻的水環境
中國的環境污染有多嚴重？每個人都能說出三兩句不同的擔憂和憤怒，其中以霧霾被民眾普遍關注。但霧霾僅是中國不健康的環境問題中的冰山一角，水污染比起空氣污染，說它“有過之而無不及”毫不夸張。
如同陳吉寧部長在講話中指出，全國地表水特別差和特別好的水體都在減少，城市黑臭水體大量存在。海河、黃河、遼河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分別高達106%、82%、76%，遠遠超過公認的水資源開發生態警戒線（40%）。
住房城鄉建設部和環保部聯合公布的全國城市黑臭水體排查結果顯示，全國295座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共排查出218座城市的黑臭水體1861個。其中，河流1595條，占85.7%；湖、塘266個，占14.3%。
既然問題這么嚴重，政府和水務企業的努力去哪里了？答案是，政府水務企業一直都在奮力而為。
自2002年以來，我國城鎮污水處理廠的數量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長，并先后進行了3次提標改造。目前數量達到2002年的13倍，處理能力達到2002年的4倍以上，城市污水處理率由2002年的30%左右提高到約90%。截至2015年底，城鎮污水的日處理能力達到1.82億噸，成為全世界污水處理能力大的國家之一。
定期公布江河流域水質狀況
水資源污染對人民群眾健康與安全的危害和影響，比空氣污染的影響要嚴重和深遠得多。”全國人大代表楊亞達建議，政府要定期公布我國江河流域主要地段水質狀況。
自“九五”以來，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部分河段水質狀況已有所改善。但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水環境問題比較復雜，在現有經濟技術條件下，解決水環境問題需要經過一個緩慢的過程，尤其是重點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進展還比較緩慢。因此她建議，完善針對江河流域主要地段的全國統一的水質狀況定期監測和公布體系，倒逼各流域支流的水污染防治的工作提率。
楊亞達進而指出，“當前江河流域各地發布水質狀況信息時，所使用的指標體系復雜多樣且尚未實現全國統一，讓社會公眾對水質狀況的真實情況缺乏直觀的認識，從而影響到老百姓的知情權。”
她認為，針對江河流域主要地段的全國統一的水質狀況定期監測和公布體系應該包括統一的水質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常態化的江河流域水質狀況監測評價和信息公布制度，以及以地方政府為主的流域污染治理問責機制，并且通過可靠有效的水質狀況信息披露渠道，鼓勵公眾參與。
擺脫“九龍治水”困境
而與很多久治難治的問題類似，除少數國家大型項目，中國河流治理總是難以擺脫“九龍治水”的困局。而相互區隔的區域治理，以地方自身出發的治理方式更是加劇了治理難度，淮河治理的持續困難某種程度上亦源于此。但河流的特殊性清晰地呈現于諸如大壩建設等諸多方面，上下游、分支流不同區域因為流域而無形中構成了“命運共同體”。對于河流的保護需要上至產業布局下至水能開發利用的通盤考慮，相互協調。
目前，貴州廣西成立的跨省（區）河流水資源保護與水污染防治協作機制已開創國內流域協作先河。如何進一步推廣河流治理的協作機制，在已有機制上形成更為有效的保護模式是有待縱深探討的問題。但必須看到，流域治理關系到不同地區的共同利益，這樣的治理未必需要設立特定的機構，它取決于對共同命運和資源保護緊迫性的切身認識。
同時，治水猶如治病，首先要改變的是發展觀念。經濟與社會發展必須協調，生存是的，生命才是根本，切勿本末倒置。“和諧社會”的內涵，其根本就是要落實“以人為本”。因此，眼下“治水”還應主要抓兩個方面，一是加強水資源統一管理，特別是本地水源、客水水源一起管，清水、污水一起管。二是加大執法力度，讓全民意識到污染環境就是對人類的犯罪。
在市場經濟形勢下，除利用行政手段外，有效、根本的辦法還是要靠市場機制來解決。即在現實條件下建立水權市場。水的使用權是有償的并由價格來體現。水價組成除資源費、生產成本外，還應包括環境水價，以體現“誰污染、誰治理”的市場原則。水權的定價受需水、供水和水資源總量影響，需要不斷地調整和變動。通過價格杠桿以達到水資源的生產和供給的動態平衡。
（本文綜合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長江日報、人民日報等報道）
